《世界社會主義網站》國際編輯委員會主席諾斯（David North）在過去一週所舉行的兩場重要公開會議上發表了演講，即11月18日在柏林，以及11月22日在倫敦，他於演說中探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及川普政府走向獨裁的路線。以下是他在倫敦演說的全文。
諾斯利用這兩件事宣布即將推出社會主義人工智慧，這是一項突破性的工具，目的在於協助工人與青年發展社會主義意識。
在1920年代與1930年代，托洛茨基選擇以問題作為文章的標題，包括關於當時政治事件的重要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文章包括：1925年所發表的〈英國將走向何方？〉 （這篇文章寫於歷史性大罷工爆發前一年）；同樣寫於1925年的〈 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該文探討與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經濟政策相關的關鍵問題）；以及於1934年發表的〈法國將走向何方？〉（當時法國正步入激烈的階級衝突時期）。
我今晚的演講將提出「美國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 我想，如果詢問大多數人這個問題，他們會很快回答：「走向地獄。」 如果只是比喻，這個答案也無可厚非。
還有一句類似的簡短回答則是「一團糟」，用來形容危機情況迅速且無法控制地朝著災難發展，這句話也可以用於形容美國的現狀。
我在準備這場演講時所遇到的一項挑戰就是，如何跟上政治危機的發展速度。
川普於週四發布了一系列譴責民主黨參議員、眾議員的貼文，指控他們犯下叛國罪，並呼籲，他們該被處以「死刑」。他的言論回應一段影片，影片中這些民主黨議員呼籲軍方「拒絕非法命令」，因為這些命令將迫使軍方違反先前所宣誓的遵守與維護憲法的誓辭。
發布該影片的許多民主黨人與美國情報機關長期聯繫，我們因此必須假定，他們所提出的警告是基於有關川普計劃利用軍隊，推翻憲法，並建立獨裁統治的高階情報。
該影片是直接針對軍方：
我們知道你現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美國民眾信任他們的軍隊，但這項信任正面臨風險。
現任政府正在挑撥我們身著制服的軍人與情報人員，以及美國公民之間的關係。現今威脅美國憲法者，不僅來自國外，也來自我們國內。我們的法律極為明確：你可以拒絕非法命令；你必須拒絕非法命令。任何人皆無義務執行違反法律或憲法的命令。
這正是遭軍事政變圍困的政治人物所使用的語言。立法者的影片與川普的回應，證實美國當前正在經歷民主史無前例的崩潰，而川普這個荒誕的人物僅僅是表象。要理解這場危機，也就是理解問題的成因與後果，我們就必須穿透表象，探問更深層的經濟與社會根源。
唯有這種深度剖析，使川普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美國社會的巨大矛盾，以及美國帝國主義所面臨的全球挑戰，彼此相互連結，我們方能解釋為何美國統治精英會交付國家政權給一個反社會型罪犯。
馬克思於1850年出版的《法國階級鬥爭》一書中，有一段廣為人知的描述，他描述法國資產階級菁英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時期的統治。馬克思寫道：
尤其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的與腐朽的慾望泛濫橫流，甚至和資產階級法律步步抵觸，投機所得來的財富自然是要在這種形式之中去尋求開心的用途，於是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同歸一流。 金融貴族，不論就其發財致富的方式來說，或就其享樂情形來說，都只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
如果馬克思還健在，他可能會這樣評價美國現今的政權：
華爾街寡頭及其財團盟友扭曲法律、操控政府，並經由腐敗的媒體扭曲隱瞞社會現實，以塑造輿論。犯罪性詐騙、偽裝得極其拙劣的貪污，以及狂熱痴迷個人財富，已經侵蝕精英階層的每個層面，包括從白宮、國會、司法機關、企業董事會，直至學術界的權威堡壘。數十億財富的積累並非源於生產，而是源於投機、操縱債務、掠奪社會資源，以及源於使廣大民眾深陷貧困。
寡頭集團永不滿足的貪婪與自我滿足慾望，不僅與資產階級法律相衝突，更違背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從白宮、海湖莊園妓院到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宅，扭曲的掠奪性慾望，肆意妄為：億萬富豪與高階政客歡迎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之流所提供的兒童性交易服務，這幫人從對無助者的赤裸剝削中獲得快感。在這些圈子裡，金錢、墮落與暴力密不可分。
川普的「交易藝術」是資本家階級的慣用伎倆，涵蓋企業和政府的各種犯罪行為：從出售在加薩厲行種族滅絕的戰機與導彈中，攫取利潤，到在委內瑞拉海岸附近的國際水域謀殺身分不明的漁民，在美國城市非法部署軍隊，乃至於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人員違反美國所保障的法律權利，在美國境內拘捕移民並驅逐他們出境。
金融企業寡頭集團在商業運作和縱欲活動中，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頂端的超級黑手黨，肆意炫耀犯罪與墮落，而一般民眾卻在苦難與鮮血中付出代價。
在2024年11月使川普再任總統的選舉後，恰好一年前，《世界社會主義網站》已然提出警告，川普反覆威脅要以獨裁者身分統治美國的言論，不僅僅是模仿他個人的英雄希特勒的表現。這些威脅實則預示著美國政治將基於美國的真實階級結構加以重組。當美國社會中，極小部分群體掌握著巨額財富，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統治形式在此情況，遂難以維繫。
美國的政治結構正逐步與美國的階級結構趨於一致。美國社會最根本的特徵，在於驚人的社會不平等程度。在因應美國現實時，只要迴避這項議題的嚴肅討論，就會突顯討論本身智識價值的空洞與政治欺詐性，這就猶如討論古羅馬政治時，卻避而不談奴隸制度。我們使用寡頭政治一詞，並非修辭的誇飾，而是對美國現今巨額財富與權力高度集中的精準描述。
人道組織樂施會於11月3日發布一份報告，題目為《不平等：美國新寡頭政治的崛起，以及我們所需要的議程（Unequal: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Oligarchy and the Agenda We Need ）。它主要結論包括：
- 美國最富有的 0.1% 的人擁有 12.6% 的資產與 24% 的股市持股。。
- 從 1989 年到 2022 年，美國收入處於第 99 個百分位的家庭所獲得的財富是中位數家庭的 101 倍，更是收入處於第 20 個百分位的家庭的 987 倍。
- 超過 40% 的美國人口（包括 48.9% 的兒童）受認定為貧困或低收入者。
樂施會的報告指出：
僅過去一年，全球十大富豪的財富就增加了6980億美元。自2020年以來，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財富增幅達526%。最富有的0.0001%人口（百萬分之一）所掌控的財富比率，已超越美國歷史上以極端不平等著稱的「鍍金年代」（the Gilded Age）。…最富有的1%人口竟然持有半數股市資產（49.9%），而美國底層半數人口卻僅僅持有1%的股市資產。
該報告揭穿「美國廣大勞動階層共享國家財富」的話術。報告指出：
儘管美國被視為極度繁榮的社會，國際比較卻顯示出截然不同的現實。觀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十大經濟體，美國的相對貧困率居冠，兒童貧困率與嬰兒死亡率高居第二，至於平均餘命則排名倒數第二。
這些惡劣的表現看似令人意外，但這卻與美國在社會政策上的異類地位，若合符節。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十大經濟體中，美國的稅收與轉移支付體系在降低不平等方面，排名倒數第二。在同一等級的國家中，美國的失業救濟金慷慨程度墊底，育兒家庭公共支出排名倒數第二，整體公共社會支出僅列第七，至於脫貧所需要的工時，則是高居榜首。
財富的極端集中與寡頭政治權力密不可分。川普的內閣成員與高級官員的總淨資產超過600億美元。本屆政府的財富規模遠遠超過歷屆政府。在3.41億人口的美國，由川普所任命的25位最富有的官員中，有16位躋身813位億萬富豪之列，位列收入最高的0.0001%。這個現象所彰顯的事，並非富豪的象徵性統治，而是寡頭政治的直接統治。
每個統治階級皆有個共同特徵：當它走向滅亡之際，就會愈發咄咄逼人。它的制度越是荒謬，它就越發訴諸暴力，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性。法國大革命前的數十年就可找到類似例證。貴族階級為重申喪失的特權、捍衛自身受到威脅的權力，它的手段就變得愈發極端與頑固。貴族在1760年代至1789年間所發動的攻勢，並非防禦性反應，而是企圖扭轉封建特權遭歷史侵蝕的侵略嘗試。當貴族階級預見自身終將覆滅時，其絕望情緒便以愈發暴力的專橫手段，加以彰顯。這個過程在1789年7月革命爆發時達到頂點。
在1861至1865年第二次美國革命爆發前的數十年間，南方奴隸主竭力使所有反對奴隸制的行為，淪為非法，並鎮壓反對力量。這類似於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現今對付移民的手段，1850年《逃亡奴隸法》（the Fugitive Slave Act）賦予聯邦執法人員權力，可逮捕逃往北方的逃奴，並遣返給奴隸主。受奴隸主勢力所操控的最高法院於1857年宣判，黑奴為私產，所以他們並不受適用於公民與人類的法律所保護。
南方暴君們最後拒絕接受林肯當選總統，他們於1861年4月在美國發動叛亂。美利堅邦聯（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又譯為美利堅聯盟國）竟然聲稱，奴隸制乃是文明根基。這場血腥內戰奪走超過70萬條人命，最終鎮壓叛亂，廢除奴隸制。
當今美國正上演著類似的政治反動與歷史倒退進程。寡頭權力的展示日益肆無忌憚，公然敵視那些為資本主義統治，至少提供表面民意支持的民主合法性形式。川普現今美化奴隸制遺產，他已下令重新豎立先前從公共場所和軍事基地所移除的南方邦聯軍事領導人雕像。他的政府支持邦聯的種族主義者那句舊戰鬥口號「南方必將崛起」，該口號現今已然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方針。
想想今年9月初在白宮所上演的那場鬧劇：幾乎所有科技寡頭領袖，包括微軟的蓋茲（Bill Gates）、蘋果的庫克（Tim Cook）、OpenAI的奧特曼（Sam Altman）、谷歌的布林（Sergei Brin）、Meta的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以及其他億萬富豪與企業頂層，齊聚總統官邸，他們的出現彰顯，正式的政府權力完全屈從於金融與企業權力。這並非一場私人會晤，而是一場公開的加冕儀式。美國總統淪為寄生的寡頭集團最為庸俗的代表。不久之後，又上演了一場更荒誕的鬧劇：川普與數十位億萬富豪與企業高層在溫莎城堡與英國國王共進晚餐。
為了展現他們所代表的財富水平，餐桌上24位最富有者的個人財富總和高達2,740億美元。平均每人114億美元的財富是英國人均財富中位數的6.7萬倍以上。他們所代表的公司總市值高達17.7兆美元，超過了所有在英國上市的公司市值的總和。
如果以來賓的財富標準觀之，王室成員的財富顯然相形見絀，僅佔這20幾位賓客個人財富的不到0.3%。但王室所帶來的卻是源遠流長的世襲特權，以及幾個世紀以來的統治與奢華傳統，而此事正是新興的金融與企業貴族所鍾愛之事。
同時，川普正在美國本土建造一座超越所有歷史先例的寡頭權力紀念碑。白宮行政官邸，即總統的住所與主要禮儀場所，佔地約55,000平方英尺。而由億萬富豪與大型企業所資助的川普新宴會廳，面積將達90,000平方英尺，這個面積幾乎是白宮本身面積的兩倍。白宮正被改造成一座宮殿。這無異於在波托馬克河畔（the Potomac ）建造一座凡爾賽宮，公然宣示寡頭至上的統治。舊官邸現今正在翻新。川普自豪地發布現今已重新裝修過的白宮浴室照片，林肯總統曾經使用原有的浴室。此處現今安裝一個金色馬桶座，川普可以坐在上面，一邊思考與謀劃新的犯罪活動。
整體而論，川普政府的種種行徑，實為企圖強加於現代大眾社會，陳腐的統治模式，諸如層級分明、威權專制、公然反民主。當今社會以龐大的生產力、先進科技、瞬息萬變的全球通訊，以及數十億融入世界經濟的勞動者所蘊含的組織潛能為特徵。這種時代錯置，使古代專制寡頭政治形式與世界經濟的技術生產體系相互融合，遂催化出異常激烈的矛盾。
政治領域正在上演的反革命浪潮，必然伴隨著思想領域的反革命論述，作為反革命的理論依據。
「黑暗啟蒙運動」（Dark Enlightenment）明確提倡以公司為基礎的君主制，該運動試圖以當代科技理性的外衣為這種回歸專制的行徑提供哲學上的正當性。PayPal創始人提爾（Peter Thiel）是副總統范斯（JD Vance）以及無數其他法西斯政客的贊助者，提爾曾於2009年寫道：「最重要的是，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可以兼容。」另一位「黑暗啟蒙運動」的領導者亞文（Curtis Yarvin）則提議，建構政府成為公司，再由執行長兼君主行使絕對權力。
我們所見之事，僅是那些被無限貪婪和權力欲驅使的瘋狂個體，令人作嘔的非理性行為嗎？還是說，這些現象背後存在著更深層、更客觀的基礎，根植於資本積累的內在規律？
正確回答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基於道德義憤而批判資本主義，無論這種義憤有多正當，都無法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奠定基礎。針對加薩種族滅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不計其數，但這些示威中所付之闕如者，是基於科學理解所提出的現實政治視野與行動綱領，即理解種族滅絕與現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之間的關係。在缺乏這類分析的情況下，抗議活動遂淪為呼籲帝國主義政府與企業，即呼籲以色列的資助者與捍衛者，要求他們停止支持種族滅絕。
《華爾街日報》於11月12日所刊載的一篇文章揭露此類呼籲何以會徒勞無功。該文章題為《加薩戰爭已成為美國企業的大生意》，報導如下：
這場衝突建立了一條從美國到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武器輸送管道，這條管道至今持續輸送武器，並為包括波音、諾斯洛普．格魯曼（Northrop Grumman）與開拓重工（Caterpillar，大陸譯為卡特彼勒）等美國財團創造出巨大的商機。
根據《華爾街日報》自行分析國務院所揭露的資訊，美國對以色列的武器銷售自 2023 年 10 月以來驟增，華府在這個時期批准向以色列軍方提供價值超過 320 億美元的武器、彈藥與其他裝備。
道德義憤無法為政治行動提供有效指引。訴諸於道德，呼籲統治階級，這種做法往往以失望、悲觀與士氣低落告終。更有甚者，這種做法對真正的革命視野同樣致命，它導致人們嚴重誇大統治精英的權力。資本主義體系內在的矛盾卻遭到視而不見，然而正是這些矛盾孕育革命爆發的條件。基於道德義憤最根本的錯誤在於：工人階級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核心作用遭到忽視，甚至遭到徹底否定。
統治階級的罪行與暴行，不僅僅是品性惡劣的表徵；它們反映出整個制度為克服內部矛盾而絕望掙扎。寡頭政治的暴力行徑、其權力攫取的厚顏無恥、跌入威權主義的深淵，凡此種種皆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已陷入終極危機。
「金融化」一詞在近年來已成為描述美國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根本性變革的常用術語。它指涉利潤與財富創造日益脫離生產過程的極端現象。企業經由金融交易，諸如證券交易、借貸及各類投機性投資等，實現絕大部分利潤。金融化的主要特徵包括：相對於實體生產經濟，銀行與機構投資者的規模持續擴大；複雜金融工具大量湧現，諸如衍生性商品、證券化貸款等；乃至於信貸與債務的急遽擴張。
金融化的過程與虛擬資本的巨大成長，密不可分，即對未來財富的索償權與當前生產性經濟不成比例，兩者完全脫鉤。股票代表對未來利潤的索償權，這些利潤尚未於生產中實現，甚至可能永遠無法實現。實體經濟在2000年至2020年間，每新增1美元淨投資，便衍生出約4美元的金融負債。因此，金融化過程與虛擬資本的膨脹，日漸催生出類似於龐氏騙局的經濟體制，投資者全然仰賴資產價值的持續攀升，卻鮮少審視企業資產的股市市值，是否基於該等企業所提供的商品服務生產銷售的實際收益。
從系統層面來看，這造成了一種虛假的財富。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又稱為國內生產總額、國內生產總值）估計介於30兆至30.5兆美元之間。但截至今年10月，美國上市公司市值總額已達到約69兆至71兆美元。因此，所有美國公開交易股票的總市值是美國年度經濟產出的兩倍多，即國內生產毛額的220%。
這是股市與美國經濟關係的歷史性逆轉。股市總市值在 1971年約佔GDP的80%，約為如今的1/4。這意味著，在過去50年裡，金融資產價值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商品與服務生產的成長速度。金融財富與投機資本已經與實體經濟脫鉤。
市場名目價值與實際價值之間這種難以為繼的關係，不僅在經濟上難以維繫，或者以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話來說，這是個「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徵兆，它更是美國資本主義歷史性衰退的具體表現。
事實上，從歷史背景來看，1971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軌跡的根本性分水嶺。
尼克森總統於1971年8月終止了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每盎司35美元的兌換率是在1944年布列敦森林經濟會議（the Bretton Woods economic conference）所確立，也是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重建與成長的基礎。美元與黃金兌換的基礎是美國資本主義壓倒性的生產力與主導地位。美國巨額的貿易與國際收支順差，使它有理由承諾用黃金兌換外國所持有的美元。
但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隨著歐洲和日本重建在二戰中遭到摧毀的經濟，美國的霸權地位持續下降。隨著美國貿易順差持續縮減，美國在美元兌黃金兌換的承諾，遂變得越發難以維繫。由於擔心美元擠兌和黃金儲備枯竭，尼克森決定撕毀1944年布列敦森林體系所達成的協議。
這項決定遂引發全球經濟動盪。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成長4倍。美元經歷大幅貶值，這個過程更持續半個世紀之久。
黃金價格從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飆升至4,000美元以上，這實際上客觀地反映美元長期實際價值的崩盤。因此，超過百倍的漲幅並非黃金本身「更有價值」的表現，而是美元購買力與信譽下降的體現。
如果以黃金價格作為數十年來物價水準的代表，金價上漲百倍就意味，美元實際價值相對縮水，大約99%。很少有其它指標能如此明顯地反映自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以來，通貨膨脹、貨幣擴張，以及持續債務貨幣化所帶來的累積效應。
美元作為衡量美國全球經濟地位的指標，美元與黃金兌換制的終結是危機的展現。然而，這項決策的後果則是消除了美國針對債務與赤字累積的經濟理性限制。美國遂得以經由印鈔票，填補自身的債務與赤字。
美國自1971年以來，一直經由擴大信貸規模，以彌補財政赤字，近幾十年來更是採取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寬鬆政策。聯邦債務從1971年的4,000億美元一路增加至現今的38兆美元，此一爆炸性成長突顯現今支撐美元之事，並非源於美元的可兌換性，而是源於全球對美元資產的需求，而這種需求現今正面臨明顯的壓力。
黃金價格猶如國際公投，也就是國際檢驗美國貨幣政策的可信度。金價從每盎司35美元一路上漲至4,000美元，反映出投資者對沖美元貶值的長期廣泛策略。美元在全球儲備的比率持續下降，各國央行增持黃金以及非美元貿易安排的成長，皆符合這項趨勢。
如此戲劇性的貨幣貶值不僅意味著通貨膨脹，更彰顯美元價值基礎的歷史性瓦解。這反映出相同的深層矛盾，諸如永久性貿易赤字、去工業化、債務依賴、金融化，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美國霸權的全面衰落。
美元的衰落不僅是貨幣現象。過去五十年來，美國經濟與地緣政治霸權的受到侵蝕，已呈現出累積性與系統性的特徵。最顯著的指標是美國對外金融地位的崩潰。自1990年代初以來，美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且未曾中斷；年度商品赤字從1990年的約1,000億美元，如今已突破1兆美元。這種長期失衡反映出美國工業基礎的空洞化，以及美國依賴全球資金流入，以維持消費和資產泡沫。美國淨國際投資部位，直至1980年代初仍為正值，而現今已暴跌逾18兆美元，創下世界史上最大債務國紀錄。
美國正深陷債務泥淖。1975年，50年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金融化過程開始之際，國家債務僅為5,330億美元。至1985年，債務已成長3倍達1.8兆美元。2005年時，國家債務更攀升至7.9兆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出手拯救華爾街，國債隨之暴增。至2015年債務已攀升至18.1兆美元。美國政府於2020年再為華爾街紓困，債務規模遂達27兆美元。美國國債總額截至2025年，已達38兆美元。
在短短半個世紀的時期裡，美國公債增加了約6,000%。在此同時，國內生產毛額僅成長了1,321%。這就表示，美國國債的成長速度是美國所有最終商品與服務市場總值成長速度的5倍。
如果我們縮短時間跨度，在 2000 年至 2025 年這1/4世紀裡，美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大約 187%，而國債則是增加566%。
我們現在再審視個人債務的成長。個人債務總額在 1975年時5,000億美元。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包括抵押貸款、信用卡債務、汽車貸款、學生貸款和房屋淨值信貸額度在內的所有形式的個人債務總額，已高達18.59兆美元！這相當於成長36倍。
美國底層90%人口的年收入在同一時期卻停滯不前。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債務約佔家庭總財富的1/3。底層一半人口的債務與家庭財富比則更高。 2020年至2024年共有245萬美國人申請破產。截至9月，已有37.4萬美國人申請破產。 2025年底，破產人口總數將超過2024年總數。
根據最新數據，約有75%的美國人過著「月光族」（paycheck to paycheck）的生活。這意味著他們幾乎沒錢因應突發的緊急情況。數千萬美國人生活在赤貧的邊緣。
狄更斯對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著名描述，「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不僅適用於當今的美國，實際上也適用於全世界。雖然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不同程度的經濟困境中，但極少數人卻擁有現代乃至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億萬富豪的總財富早已受到廣泛報導，我們毋須在此贅述。我們只要指出，在馬斯克（Elon Musk）宣布他1兆美元的薪酬之後，甲骨文公司執行長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個人財富在短短一天內就增加1,000億美元，這也就不足為奇！
不過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寡頭們天文數字般的財富與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乃至全球經濟的金融化，密不可分。他們的個人財富是建立在巨額的虛擬資本。他們是金融寄生蟲的化身，財富並非來自創造實際價值，而是經由提高價值索取權來獲取。他們的財富源自於資產價格上漲、槓桿、股票回購、併購、債務證券化、衍生性商品與套利等等。這些操作的合法性和成功，得益於寡頭收買與賄賂總統、國會議員、法官，以及和政府官員的合作。
他們的財富具有惡性社會犯罪性質，因為維持這種財富的過程和政策不僅需要數十億人陷入貧困，還需要無休止的戰爭（為了控制市場和關鍵資源），以及需要生態災難。
我其實還可以列舉更多數據，我所引用的統計數據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倒退性、反動性和犯罪性。但問題依然存在：這些事實是否顯示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崩潰？或者換句話說，日益高漲的民眾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僅僅是對社會不平等的憤怒回應，還是從更深層次的歷史意義上講，它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經濟矛盾在政治領域得到革命性解決的客觀體現？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顧並深入探究馬克思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以及他對利潤率下降現象的發現與解釋，並將分析置於當今美國乃至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背景，加以考察。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闡述之事，價值並非為物，而是體現於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價值是由人類勞動的應用或消耗所創造而得，而這種勞動正是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所具有的使用價值。
資本家階級經由購買勞動力來獲取利潤，勞動力在利用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向資本家出售勞動力所獲得的工資。
在分析勞動過程時，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兩個組成部分：可變資本，即資本家投資於工資以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部分；以及不變資本，即生產過程中所有非人力投入，包括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原材料、機器、工具和建築物。
不變資本將其價值轉移至產品，資本家付出可變資本則是用於購買勞動力。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活勞動）在於創造新價值，進而產生剩餘價值（即在生產過程中，工人所創造出的價值超過支付給他們的工資價值），生產過程遂由此衍生利潤，而利潤則源自於剩餘價值。
馬克思所定義的利潤率是指，勞動過程中由可變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與資本家所投入的總資本之間的比例，總資本在這裡是指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之和。
隨著生產力的成長，不變資本相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持續上升，導致利潤率下降。這個規律過程是資本主義體制固有的不穩定和危機的根源。然而，資本家階級為抵消利潤率下降所作的必要努力，恰是推動技術創新的動力，此舉旨在提升勞動力產出剩餘價值的效率。其他抵銷因素還包括貿易擴張、獲取新的「廉價勞動力」來源，以及如我們所檢視的，在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間的基礎比例日益不利的情況下，資本家卻持續增加對信貸與債務的依賴，以此方式人為地提升利潤。
過去一年，華爾街掀起了一股投機性投資熱潮，該熱潮湧向人工智慧及相關自動化技術領域。這似乎是每個企業CEO夢寐以求之事：他們已經找到一種大幅降低勞動成本的方法。事實上，美國乃至全球的企業都在大規模裁員。
從物流到汽車製造，從航空、航太到電信，再到銀行業，各行各業的公司都在實施大規模人工智慧系統，這些系統取代文書職務、客戶支援、編碼、財務模型，以及以前提供就業機會的數千種其他職務。
英國多家大型企業宣布，由人工智慧所驅動的大規模裁員。英國電信計劃在2030年前削減多達55,000個職位，其中約10,000個客戶服務與網路管理職位預計會由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所取代。英傑華（Aviva）集團在收購Direct Line後，將裁撤保險營運部門2,300個職位。英國石油（BP）計劃於2025年底前削減6,200個職位，這個數字相當於辦公室員工總數的15%，執行長奧克林克洛斯（Murray Auchincloss）指出，此舉是經由人工智慧提升效率，推動成本削減策略的一部分。
同樣的浪潮正席捲西歐。德國西門子裁撤了5,600個工業自動化職位；漢莎航空則削減4,000名行政職位；采埃孚集團（ZF Friedrichshafen） 面臨7,600個至14,000個因自動化導致的職務流失；西班牙電信在人工智慧重組中則是裁減了6,000個至7,000個職位。
而在美國各地，亞馬遜裁減14,000個公司職位，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PS）經由自動化樞紐裁撤48,000個務位，Salesforce則以人工智慧客服取代4,000名客服人員。
然而，無論個別企業在短期內實現多少利潤成長，大規模取代人類勞動，也就是剩餘價值的來源，它所產生的淨效應，是不變資本（constant capital）與可變資本（variable capital）比例的加速上升，進而導致利潤率的系統性下降。
這個過程會使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走向空前規模。剩餘價值無法用足以支撐不變資本持續擴張的速度成長，整個體系日益失衡。經由破產、清算、減記，以及消滅不變資本所導致的資本貶值，實際上是對利潤趨向下降危機的絕望回應。
在人工智慧所引發的投機熱潮中，人們也開始擔憂這項新技術實施後，可能帶來的社會災難性後果。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教授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2025年11月、12月）期刊發表一篇名為《停滯的秩序》（The Stagnant Order）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
一些預測聲稱人工智慧將使全球產出每年成長30%，但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它只會使年成長率提高1%。人工智慧在數位任務方面表現出色，然而勞動力瓶頸卻存在於實體與社會領域。醫院更需要護理師，而非更快的掃描；餐廳更需要廚師，而非只是點餐平板電腦；律師必須說服法官，而非只是分析案卷。機器人在現實環境中仍顯得笨拙，由於機器學習具有概率性，錯誤在所難免，因此人類往往必須持續參與決策環節。麥肯錫全球人工智慧調查顯示，約80%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企業指出，該技術對於提升企業利潤並無實質影響，此事正反映出這些技術限制。
即使人工智慧持續進步，重大生產力提升仍需要數十年的期間，因為經濟體必須圍繞新工具加以重組。這對現今經濟體近乎不具緩解作用。全球成長率已從二十一世紀初的4%降至如今的3%左右，而在先進經濟體中，成長率甚至僅剩1%左右。生產力成長率從1950至1960年代的年均3%至4%左右，已跌至接近零的水平。與此同時，全球債務規模已從15年前的GDP的200%，一路膨脹至現今的250%，部分先進經濟體的債務規模甚至突破300%。
貝克利教授所得出的結論令人憂心忡忡。「美國正淪為流氓超級大國……，『自由世界領袖』的稱謂，在美國人聽來，空洞無物。」
即將到來的局面並非強權共享世界的多極格局，而是二十世紀最黑暗篇章的重演：掙扎求生存的國家走向軍事化，脆弱政權分崩離析，民主體制自內部腐朽，而自詡秩序守護者的力量正退縮到狹隘的自利之中。
人工智慧並非資本主義的救世主。它反而使既存的矛盾放大到極致。人工智慧基礎設施所需要的龐大不變資本，正面臨著活勞動供應量的大幅縮減，而活勞動正是創造剩餘價值的來源。這種矛盾在資本主義體系內根本無法化解。
面對這種困境，統治階級試圖經由愈發暴力的手段化解危機，攻擊勞動條件、掏空社會福利計畫、實施大規模驅逐行動，乃至於發動戰爭與種族滅絕。寡頭集團因自身內部矛盾而陷入絕境，正以愈發絕望的姿態發動攻擊。美國城市的軍事化、支持法西斯主義、鼓吹對俄羅斯與中國開戰，這些舉措並非理性政策選擇，而是垂死體制發出的痙攣性抽搐。
觀察川普總統及他的政府運作，以及他身後那群身價數十億的企業贊助者與盟友，彷彿置身於一部史柯西斯（Scorsese）電影。川普上週一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 本．薩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舉行國宴。參與這場沙國統治者榮耀盛宴的，正是9月白宮宴會上那群超級富豪的再擴大範圍。
距本．薩爾曼 下令暗殺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僅7年光陰。這位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兼《華盛頓郵報》記者，由於他揭露沙國政權殘暴壓迫本質的報導，此事激怒王儲，使卡舒吉最終慘遭殺害。
卡舒吉於2018年10月2日進入伊斯坦堡的沙烏地領事館，為即將舉行的婚禮辦理相關文件。沙烏地王儲穆罕默德． 本．薩爾曼派遣一支15人的謀殺小組前往伊斯坦堡，伺機在卡舒吉進入領事館後，殺害他。當門扉在他身後關閉後，卡舒吉先遭到攔截、勒斃，遺體隨後遭肢解。土耳其調查人員認為卡舒吉的肢體被溶解於氫氟酸中並遭棄置。調查至今未發現任何卡舒吉的蹤跡。
當被問及沙國王儲在卡舒吉謀殺案中的角色時，川普以黑手黨教父般的語氣答道：「事情就是會發生。」
事情就是會發生！
選一個粗鄙的黑幫分子當總統，這在政治上相當於索普拉諾（Tony Soprano）當道。此事證明了美國統治階級的腐敗。
我在本次演講，著重探討客觀條件與發展進程，它們共同催生出當前危機，而這場危機唯有經由社會主義革命方能從根本上解決。更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已然催生出日益高漲的社會共識：資本主義體制亟需替代方案。這種社會訴求最初以政治上天真的形式體現於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長之事，紐約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堡壘，此番選舉結果正反映出深層的社會意涵。
馬姆達尼當然立即否認自身的「社會主義者」身分。
馬姆達尼自當選以來，便陷入可悲的「全面柯賓化」狀態，他不斷向媒體與華爾街保證，他在競選期間的言論，皆不用當真，甚至不惜主動要求與川普會面，他在此過程中徹底地自取其辱。昨日（11月21日）在橢圓形辦公室的記者會上，馬姆達尼像個乖巧的童子軍般站立在川普身後，任憑對方玩弄於股掌之間，不時點頭附和。
這並不奇怪。馬姆達尼只不過是追隨其他無數人所走過的路而已，諸如前文所提到的英國科賓（Jeremy Corbyn）、西班牙我們可以黨（Podemos）的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的齊普拉斯（Tsipras）、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黨（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之流。馬姆達尼與所有這些背叛政治的前輩們唯一的區別在於，他背棄「左派」的速度之快、厚顏無恥之甚。他甚至沒等到擔任任市長，就已經背棄自身的主張。
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贏得選舉後於11月4日宣布：
畢竟，若有人能向被川普背叛的國家展現如何擊敗他，那必定是孕育出他的城市。而若真有任何方法能震懾暴君，便是瓦解那些助他積聚權力的根基。
馬姆達尼僅用數日便完成他從選舉之夜的誇誇其談，走向到白宮朝聖之旅的轉變。他迅速又毫不費力地使川普得以延續權力，實施他建立獨裁政權陰謀的「必要條件」之一。
馬姆達尼的自我貶抑不僅是懦弱的表現。這正是小資產階級偽左派典型所展現的庸俗實用主義政治，這種政治既缺乏理解資本主義矛盾的意願，更對驅使資本主義走向危機、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趨勢毫無認知，更遑論激發工人階級革命的動力。
馬姆達尼的背叛再次彰顯，革命領導的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
極端危機的存在並不保證資本主義的垮台。社會主義並非客觀規律自然演化的產物。利潤率下降並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體制的終結。危機越深，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制度，即使付出文明毀滅的代價，也會採取更為暴力、越發殘酷的手段。
歸根究底，推翻資本主義取決於工人階級自覺地為社會主義而進行鬥爭。客觀的經濟過程既創造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也創造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條件。但社會主義革命是工人階級自覺參與歷史進程的結果。
二十世紀的歷史是由革命鬥爭所主導。這些鬥爭所揭示的重大政治教訓是：勝利必須依靠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由工人階級權力民主機關所支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領導。這正是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根基。正因史達林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背叛，導致馬克思主義領導缺席，才成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工人階級遭受挫敗的主要根源。1991年蘇聯的解體就是這些背叛的頂點。
隨後是30年的政治混亂與迷失方向。但資本主義並未解決且無法化解的矛盾，正推動新一波革命鬥爭浪潮。在此過程中，美國的事件將扮演核心且決定性的角色。在二十世紀兩場毀滅性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之後，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穩定歐洲，並且拯救歐洲，乃至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然而在當前爆發的革命鬥爭中，美國將無法再次扮演這個角色。
美國曾是昔日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者，現今已經成為全球動盪的最大根源。更有甚者，曾被視為對社會主義毫無吸引力、政治上最保守的工人階級，此刻正經歷政治激進化。
美國將走向何方？答案是走向社會主義。
現在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已經具備了取得非凡進步的條件。不過諷刺的是，對工人階級生活條件構成巨大威脅的同一項技術進步，也將成為發展革命意識的強大武器。
人工智慧巨大的教育潛力，結合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視野，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工人階級的覺悟、對資本主義危機客觀條件的理解、通往工人階級政權的道路，所有這一切都可以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傳播開來，這是前幾代人幾乎無法想像之事。
一如十八世紀狄德羅（Diderot）的《百科全書》成為啟蒙工具，經由向長期蒙昧的群眾普及知識，進而促成法國大革命，人工智慧若能獲得正確發展並受到民主管控，受到由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政黨所運用，使人工智慧服務於工人階級，而非資本主義利潤，人工智慧遂能成為提升社會主義意識與解放的工具。
《世界社會主義網站》早就認識到這種潛力。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明白，人工智慧所代表的技術革命必須為工人階級運動服務。我非常高興地宣布，我們即將推出「社會主義人工智慧」的計畫，這是人工智慧在發展社會主義意識與國際工人階級組織能力方面的革命性應用。
這並非一項微不足道的技術工程。這是使最先進的生產力應用於意識的轉變，即立即在全球範圍內提供必要的理論資源、歷史分析與綱領性清晰性，使工人階級能夠理解自身歷史使命，並奪取政權。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座沉睡的火山，文明在這個山坡上建造紀念碑，建立制度，組織日常生活。火山有時看似休眠，但在地表下，巨大的壓力正在累積。岩漿上升，震動加劇。最終火山爆發，帶來毀滅性的威力，並且徹底改變地形。
火山的比喻不僅體現這個過程的破壞性，也體現這個過程的創造性。火山爆發摧毀原有的地貌，但也創造新的土地。
美國階級鬥爭的爆發將摧毀腐朽的資本主義結構，同時也將開啟一個新世界的可能性。在社會壓迫的深淵中，將湧現出一股比任何軍隊或企業都更強大的力量：一個創造所有財富卻一無所有的階級的集體力量。當這股力量在科學社會主義與客觀現實分析的指導下，有意識地採取行動時，它將掃除民族與種族的藩籬，團結全人類，共同為解放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