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於週二警告道，若古巴無法滿足石油需求，該國將面臨迫在眉睫的人道主義「崩潰」，並指出華盛頓加強燃料禁運的毀滅性影響。

古巴總統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先前譴責川普施加「種族滅絕」政策於古巴人民。

全國範圍內的停電已持續數週，分析者估計，剩餘燃料僅夠維持兩週。該國部分地區每天停電長達20小時，全面停電會威脅現代社會的各個層面，從醫院到食品生產、乃至於水的處理與冷藏設備。垃圾車閒置，堆積如山的垃圾開始滋生細菌；此外，加油站外大排長龍之事亦引發民眾的絕望與不安。

川普政府試圖切斷古巴經濟命脈的舉措，旨在貫徹近70年的努力，以推翻1959年古巴革命所建立的卡斯楚（Fidel Castro）政權。

美國於1月3日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因而切斷委內瑞拉所提供的關鍵石油生命線。川普隨後發布行政命令，荒謬地指稱，古巴構成美國國家安全的「巨大威脅」。在川普警告將向石油供應商課徵關稅後，墨西哥總統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隨即停止向古巴輸送石油。

早在今年之前，古巴的局勢已然嚴峻。自2022年以來，驚人的10%人口（逾百萬人）逃離古巴，創下該國史上最大規模人口外流紀錄，而新冠疫情摧毀旅遊業更加速人民的遷徙浪潮。

古巴甚至不得不出售部分稀缺燃料，以支付包括藥品和機械在內的重要進口物資。最終，去年12月，古巴試圖經由美元化部分經濟以吸引投資、實現工業現代化，並增加外匯儲備，不過此舉卻以失敗告終。

五角大廈在加勒比海地區維持著冷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集結，其中包括最先進的福特號（the USS Gerald R Ford）航空母艦，以及部署15,000名士兵。此外，合約紀錄顯示，美軍計劃強化該等部署狀態至2028年。

迪亞斯卡內爾於週四發表自馬杜羅被綁架以來的首次電視談話，宣布他願意與華盛頓對話。他說道：「古巴願意與美國對話」，只要雙方尋求「建立睦鄰友好、文明互利的關係，實現兩國人民的雙贏」。

但他補述道，哈瓦那「隨時準備進入戰爭狀態」。

古巴最近一次呼籲與華盛頓展開對話之舉，顯然發生在俄羅斯大使科羅內利（Viktor Coronelli）承諾將繼續向該島供應石油之後，儘管該國大使並未提供具體細節。任何試圖突破美國軍事封鎖油輪的舉動，皆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但美國於1月8日扣押一艘離開委內瑞拉的俄羅斯籍油輪後，莫斯科卻僅發布簡短聲明，譴責此事。

北京的回應同樣僅限於表達關切，並且「敦促」美國停止禁運，當世界各國資本主義政府袖手旁觀之際，美國向古巴施加饑荒與種族滅絕的威脅，無異於重演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在加薩地區所發生的慘劇。

川普公然宣稱將「接管」委內瑞拉，並視美軍在十九世紀掠奪墨西哥半壁江山的行徑，為當今美國區域政策的典範。迪亞斯卡內爾在此背景所提出的對話倡議，昭示著該地區民族主義勢力對川普帝國主義恫嚇的最新投降姿態。

馬杜羅一再呼籲與華盛頓開啟「雙贏」談判，最終導致他被綁架，至於查維斯黨人（the Chavista）的殘餘勢力則是移交委內瑞拉石油控制權給美國，並在卡拉卡斯接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該地區最大的幾個國家由表面上的「左翼」人士執政，他們代表所謂「粉紅浪潮」（the Pink Tide）。這些人長期以來宣稱，冀望經由區域整合以維護拉丁美洲的主權。巴西總統魯拉． 達席爾瓦（Lula da Silva）在古巴面臨威脅時，卻保持沉默；墨西哥總統辛鮑姆屈服於關稅威脅；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Gustavo Petro）週二在白宮，則是對川普執禮甚恭，並承諾在美國瓜分委內瑞拉的過程中，與之合作。

這無疑是對該地區乃至國際上所有偽左派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最明確的控訴，特別是那些吹捧古巴革命與之後的玻利瓦爾革命（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吹捧該等革命就是通往社會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新道路的流派。

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此期間皆試圖恢復半殖民統治古巴，就一如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獨裁統治古巴的時期。這種做法從歐巴馬（Barack Obama）短暫的「正常化」時期採取較為「友善」的姿態，到川普強硬的最後通牒，不一而足。

川普野蠻的侵略行徑，只能視為美國帝國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加深時，美國所顯現的絕望徵兆。不過為辛鮑姆、魯拉與佩特羅等人辯護之流，更乃至於古巴領導層本身，卻堅稱他們的投降等同於「現實主義」，更聲稱此類領導人別無選擇。

不過，對於委內瑞拉、古巴及國際上的工人而言，問題不在於查維斯主義者與卡斯楚主義者領導人在此情勢下，還能做什麼，而是在於他們數十年來的政策如何助長此一情勢的形成，以及工人必須基於自身獨立的階級利益，採取何種行動。

要嚴肅回應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審視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在對古巴革命作出原則性回應時所展開的鬥爭。

古巴的歷史依附性與不斷革命論得到證實

1959年的古巴革命推翻美國所支持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革命最初至少獲得了美國統治階層部分人士的默許；即便在古巴革命最激進的階段，它也始終未能超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範疇。由於卡斯楚政權缺乏動員國際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綱領，該政權在美國實施貿易禁運的60餘年間，始終依賴國際資本，並持續受制於各類的資助者。

基於卡斯楚與莫斯科史達林主義官僚體系所達成的浮士德式交易，即古巴外交政策服從於蘇聯，蘇聯則是每年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補貼石油與援助。蘇聯於1991年解體後，古巴遂陷入「特殊時期」的饑荒。隨後 1999年委內瑞拉的查維斯（Hugo Chávez）崛起，則為古巴帶來新的救生索：此事反映在以物易物的交易，諸如委內瑞拉以每日10萬桶石油換取古巴醫師、維安人員，以及其他服務。隨著委內瑞拉危機加劇，俄羅斯與中國接連介入，提供石油、信貸、人道援助，以及貿易協議。如今古巴在川普的侵略政策下陷入孤立，古巴的依賴性曝露了民族主義的侷限。

帕布洛主義（Pabloism）是1950年代初與第四國際決裂的一種修正主義思潮，該思潮提出了一系列有害的論點，聲稱卡斯楚所領導的「726運動」（the July 26 Movement）已在古巴建立工人國家，並正在推行社會主義。他們堅稱，古巴革命已經證明，以農民為基礎的遊擊隊本身可以實現工人國家的目標，他們毋須工人階級的獨立動員，更遑論建立托洛茨基主義領導層。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以古巴革命為由，作為自身在1963年毫無原則地與帕布洛派國際書記處（the Pabloit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重新合併的主要依據。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漢森（Joseph Hansen）的領導下聲稱，卡斯楚已然遵循革命的「辯證邏輯」建立「工人國家」，儘管該國缺乏如同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權力機關。漢森堅稱，此舉證明，該黨與帕布洛派（Pabloites）的所有根本分歧皆已成過眼雲煙。

當時以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The Socialist Labour League，SLL）為首的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曾就這些論點堅稱，古巴革命為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儘管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積極開展保衛古巴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但它拒絕定性古巴政權為「工人國家」，因為這場革命缺乏工人階級的自覺參與與領導。面對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政治墮落，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立場之於維護托洛斯基主義作為唯一致力於動員國際無產階級，以及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潮，至關重要。

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認為，古巴的例子恰恰印證了不斷革命論的反面，因為卡斯楚領導層始終未能真正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此外，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也批判帕布洛派所言，馬克思主義領導可以「自然而然地」或「無意識地」產生的說法，即批判像卡斯楚所領導的726運動這類小資產階級運動可以產生馬克思主義領導階層云云，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強調，必須有意識地建構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建立社會主義。

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視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立場為一種解散主義的背叛（a liquidationist betrayal），因為社會主義工人黨主張，可以經由「鈍器」（blunted instruments）與游擊戰，以實現社會主義，而非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意識，並在工人階級中建立革命領導層。社會主義工人黨採用「客觀主義」與「經驗主義」方法，聚焦於國有化的「事實」，卻忽視國家的階級本質，此舉使第四國際爭取獨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變得多餘。

古巴問題的鬥爭是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CFI）的轉捩點，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由此發動反修正主義攻勢，以確立運動的歷史任務。帕布洛派所宣揚的「遊擊戰神話」導致拉丁美洲各地革命幹部遭受災難性挫敗，甚至遭到消滅，青年遭引導至孤立的武裝行動，更從工業無產階級中分離。拉丁美洲工人階級因此遭受失敗，以及美國強加自身所支持的軍事獨裁政權於該地區的廣大範圍，凡此種種只會加劇美國帝國主義孤立古巴的政策。

古巴政權如今的災難性發展軌跡，再次悲劇性地印證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CFI）的政治觀點。該政權數十年來轉向外人直接投資，向跨國公司兜售廉價勞動力，以及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持續存在，都顯示革命的資產階級局限性，以及它無法解決古巴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

歸根究底，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所捍衛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以及為團結跨越國界的工人而進行的鬥爭，仍然是戰勝帝國主義侵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真正鬥爭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