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總統魯拉．達席爾瓦（Lula da Silva）上週以貴賓身分出席了在法國埃維昂萊班（Évian-les-Bains）所舉行的七國集團（G7）高峰會。帝國主義列強在此齊聚一堂，決定不斷升級的全球戰爭的下一步走向，以及對國際工人階級生存條件的殘酷攻擊。
在主要會議間隙，巴西總統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德國帝國主義的領袖進行了一次輕鬆的對話。這位巴西總統曾是工會成員，也是勞工黨（PT）的終身領導人。他輕描淡寫地向他們保證道：「我從來都不是左派。」
這次交流很自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喬治艾娃對他說道：「你第一次擔任總統時，大家都以為你會是左派，但你不是。」魯拉毫不猶豫地回答：「但我從來就不是左派。」他們旁邊坐著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他正在主持德國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重新武裝。
魯拉也評論道：
美國共和黨執政的時間比民主黨長。法國社會黨執政的時間也遠少於右翼。也就是說，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世界並非左翼世界。世界走的是中間道路。這就是真相。
魯拉把外界對他是左派的看法，描繪成一場天大的誤會。但歷史上支持勞工黨的數百萬工人和年輕人之所以支持勞工黨，是因為他們視勞工黨及其主要領導人為左翼，畢竟，這位工廠工人出身的領袖，曾領導過對抗跨國汽車巨頭與巴西軍政府的大規模罷工。難道數百萬工人都集體失去了判斷力嗎？
整整40年前，魯拉在1986年在接受《社會主義與民主》雜誌採訪時，被問及他對社會主義與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區別的看法。他的回答恐怕會讓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和梅爾茨大吃一驚。我們不妨大段引述如下：
我認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沒有區別。說實話，自由主義是一種實踐，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封建領主們顯得仁慈，彷彿能夠滿足工人階級的要求，甚至允許罷工之類的行動。這兩種制度都與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需要掌握生產資料，才能決定生產什麼，以及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在其他制度下，工人階級幾乎沒有機會討論或決定這些問題。工人階級受到極大的限制，因為在那些制度下，占主導地位的是統治國家的各個集團的利益，工人階級根本沒有任何參與的可能。也就是說，他們只有在不危及自身最關心的問題——巨額利潤與巨額收益——的前提下，才會對工人階級作出讓步。
當被到及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時，他斷然答道：「我不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替代方案，就像有些人試圖說的那樣，它是第三條道路。我認為第三條道路根本不可能存在。社會民主主義只能建立在剝削其他民族的基礎。」
儘管魯拉的言論帶有「左翼」色彩，而且常常含糊不清，但他從來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勞工黨拒絕對其理論與綱領做出任何明確的定義，反而讓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那句老套的機會主義論調死灰復燃：「運動至上，最終目標無關緊要。」
一如魯拉在1986年的那次採訪中談到東德與古巴時所述：「我無法把我夢想中的社會主義與那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因為社會主義只能按照巴西人的思想來建設……我們必須找到自身的方法，並在巴西實踐社會主義制度。」
勞工黨所奉行的經驗主義理論，既非魯拉與ABC金屬工會成員（ the Metalworkers Union of the ABC ）的發明，亦非官僚機關的產物，後者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曾試圖壓制巴西工人階級行動的大規模爆發。這個意識形態框架是由一群托洛茨基主義的叛徒所引進。
巴西勞工黨的大思想家暨首位正式黨員是佩德羅薩（Mário Pedrosa），他於1930年創立了國際左翼反對派巴西支部。他於1930年代末期與第四國際決裂，轉而支持伯納姆（James Burnham）和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小資產階級反對派。正是這種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決裂，而非任何無知，促使他創立巴西勞工黨。
佩德羅薩於1980年在錫安學院（Colégio Sion）所舉行的政黨的成立大會上宣布：
群眾政黨既無先鋒隊，也無理論，更無聖典。它就是它本身；它由實踐指導，它憑直覺摸索前進。
佩德羅薩所確立的「本能」原則，直接否定了列寧和托洛茨基所捍衛的一切：無革命理論就無革命實踐，除了先鋒革命黨堅持不懈地將社會主義意識引入工人階級的活生生的運動之外，自發性就會使工人階級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在佩德羅薩的默許下，帕布洛派國際書記處（the Pabloit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與莫雷諾派（Morenoite）和蘭伯特派（Lambertist）一起為勞工黨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礎，成為將巴西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限縮至資產階級法律秩序之內的歷史工具。將魯拉塑造成「左翼」乃至「社會主義」領袖並非群眾的誤解，它的目的在於阻止群眾建立自身的革命政黨，這就是此一蓄意行動的核心機制。
在為巴西和帝國主義資本服務三個總統任期之後，勞工黨能夠成為通往社會主義橋樑的幻想已基本破滅。儘管如此，魯拉的選民中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投票支持他，並支持他連任，因為他們仍視勞工黨總統為左翼政治的選擇。
對於世界各地許多人來說，情況也是如此，他們視巴西總統為左翼反對由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資本所主導的不公正世界秩序的代言人。這並非簡單的「誤解」，而是蓄意且有系統的欺騙的產物。
魯拉於今年四月，在巴塞隆納舉行的全球進步動員大會上，明確以「左翼政府」代表的身分發言，並進行了精心策劃的自我批評：
左翼政府憑藉左翼綱領贏得選舉，然後推行撙節措施。他們以「治國理政」為名，放棄公共政策。我們已經變成體制的一部分了。因此，現在對方標榜自身是反體制，就不足為奇。
魯拉並補述道：「進步人士的第一準則必須是前後一致。我們不能競選時提出一套綱領，競選後卻推行另一套。」這種公開的懺悔不過是安撫失望情緒的手段，既是做給那些早已離去的人看的姿態，也是對未來政策一致性的虛假承諾。
公開向極右靠攏
魯拉在埃維昂再次展現自身的意圖，聲稱「世界並非左翼世界」。他如今奉為理所當然的「中間道路」，遠遜於魯拉曾斷言不可能存在的社會民主「第三條道路」。這其實就是公開向極右靠攏：介於過去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日益抬頭的法西斯主義之間的一種折衷方案。
魯拉以美國和法國為例，說明右翼在選舉中取得了成功，後者是那位因企圖政變而被定罪的前總統之子。這其中隱含的教訓是：應當擁抱極右的綱領，因為它反映民眾的願望。
這種論點建立於兩個政治欺騙。第一個欺騙是使資產階級選舉與群眾等量齊觀，然而選舉每個環節都受到資本主義菁英的經濟實力與意識形態壟斷所影響。第二個欺騙則是顛倒現實，而魯拉本人兩個月前在巴塞隆納已經駁斥了這種顛倒。群眾並未轉向法西斯主義，而是反對那些靠左派言論贏得政權、為資本服務的政黨。群眾正確地將這些政黨與「體制」聯繫起來，而首先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就是極右的煽動。
魯拉所領導的聯合政府任命前右翼州長阿爾克明（Geraldo Alckmin）為副總統，強加削減社會福利的「新財政框架」於工人階級身上，並奔走於各帝國主義國家首都，拍賣巴西的自然資源。他於5月在白宮形容自身與川普的默契為「一見鍾情」，並提出巴西的關鍵礦物與稀土儲備，聲稱在各帝國主義買家中「我們沒有偏好」，同時對入侵伊朗、佔領委內瑞拉，以及扼殺古巴等行徑輕描淡寫地帶過。
他參加埃維昂七國集團高峰會，正是這個角色的自然延伸。在會場上，他坐在梅爾茨身旁。後者正提高德國軍費到歷史新高，並公開談論核武，另一側則是喬治艾娃，她負責監督向世界最貧窮國家追討債務，魯拉代表巴西資產階級，在與俄羅斯直接開戰的歐洲帝國主義和日益明目張膽地干預巴西及整個拉丁美洲的川普式美國帝國主義之間，尋求平衡。
「世界走的是中間道路。這是真理。」魯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信誓旦旦地保證。然而這是個謊言，它不過是一個已經耗竭的社會階層，把自身的失望與消沉，誤認為整個世界的真實狀態而已。魯拉所效忠的那些權力機關，正將人類推向核災，並將資本主義崩潰的殘骸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肩上，同時也在孕育終將否定自身的歷史條件。
從歐洲到美洲，從罷工到起義，工人階級正與撙節政策、戰爭和國家鎮壓正面交鋒。這種激進化並非向中間靠攏，而是向左傾斜。它將掃除「官方左派」的機器、親資本主義的工會官僚機關，以及40年來一直阻撓它的魯拉之流，為在巴西乃至全世界工人階級中建立革命性的托洛茨基主義領導層鋪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