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Inflation haunts Chinese government”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1年1月5日发表的文章。

中国总理温家宝试图化解因通货膨胀与房价上升而引起的社会紧张局势，承诺以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物价上涨。温家宝的行动显示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恐惧，因为生活水准的日益恶化将会推动亿万计的中国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在12月26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温家宝保证会通过建造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提供租金援助，以及遏制猖獗的房地产投机买卖，来控制房价上涨。温家宝以歉意的语调承认他未能履行对“广大群众”的承诺，将房屋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总理特别指出中低层收入的家庭在购买房屋时所面临的困难，但表示缺乏负担得起的房屋是由于人口过多和土地供应量不充足。

事实上，住房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试图暂时阻挡伴随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来的经济衰退的措施。

北京恐惧失业人数增加所引发起的社会后果，下令国有银行提供数万亿元作为廉价信贷以刺激经济活动。各类企业贯注大量的资金到房地产进行投机买卖，导致价格上升。从那时起中国的房价飞涨，最明显的是在南部的工业中心广州，在过去一年，那里的价格猛升了百分之38。建筑业和其他行业经历了一个疯狂的热潮，但投机者使庞大数量的房屋空置，期望能赚取更高的转售价格，因而把千百万城镇职工排斥于房屋市场之外。

一个流传在互联网上的笑话表现了民众越来越大的懊丧和愤怒。笑话这样说，一个拥有一块平均大小耕地的农民若要购买在北京的约三百万元人民币（四十五万美元）的公寓，他需要从1300年前的唐代开始不停地工作。若是一个赚取平均工资的工厂工人，则需要一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工作，这还包括周末在内。

房价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水平，以致投机泡沫可能会破裂，引发中国银行系统和众多深深介入房地产业的地方政府的一场金融危机。

与此同时，相当一大部份的农业用地已移交给了开发商，导致食品生产放缓，推高了基本货品的价格。中国十一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涨了5.1个百分点。但是，食品价格则上涨了百分之11.7，粮食价格飙升了百分之14.7，食油百分之14.3，水果百分之28.1和鸡蛋百分之17.6。

由于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大部份收入都花费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上，这些价格上涨严重地侵蚀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共政权对价格上涨特别敏感，因为它意识到通货膨胀在推动工人阶级进行社会斗争所扮演的作用，如在1989年5月至6月的运动和去年5-6月间汽车和电子工人的罢工浪潮。

当温家宝在线上被问及2010年的价格上涨时，他承认这已经造成了中低收入者的困难。他承诺“我们完全有能力控制总价格的水平”并号召对政府要有“信心”。

在另一表现国家对劳动人民所面临的困难的关切的企图，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2月29日访问了北京的贫民区，要求为低收入家庭建设更多的政府资助房。胡锦涛还宣布为了降低物价，当局必须确保首都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

尽管有政府的种种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在12月15日发表的报告表明，人民对政府正在失去信心。

中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警告说，尽管中国经济在2010年增长百分之10，达到5.56万亿美元，人们比前几年觉得较为不满足，对未来更加担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和小城市的居民，尤其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蓝皮书警告说，人民对政府处理经济，社会甚至外交政策的能力失去信心。它指出，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个“民族自豪感”指数，已经回落到2006年时它开始上升时的水平。

蓝皮书承认，对政府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收入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通胀和房价的增长，以及缺乏一个有效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央行的报告也表明，民众对消费物价一般满意度已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百分之74的人认为物价“不合理地高”，而百分之76的则认为楼价“过高”。

有迹象表明部份工人阶级已开始有反抗的情绪。国际媒体甚少报道的是工人曾举行罢工去争取较高的工资。一个中国劳工维权团体向《南华早报》表示，在亚运会举行之前，在广东深圳至少发生了三次罢工。警察介入破坏了其中两次罢工，一次于10月26日在深圳理光越岭美(Ricoh Elemex)的工厂，其主要生产的是石英手表，而另一次是11月12日，在龙华区的三洋华强工厂。

去年在佛山本田汽车零件厂发起为期两周罢工的一位工人代表对《南华早报》表示，罢工后虽然他的基本工资已由每月995元增加至1300元，但价格上涨已经侵蚀了这些成果。 “合租一个公寓的租金已上升到300元，”他说道，“吃的，加上水电费，移动电话费，总额达到1000多块。我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各种娱乐每月省下几百元钱，以便在农历新年拿回家里。”

在胡锦涛访问北京贫民的前一天，首都的最低工资，即数百万外来民工的实际基本工资，突然提高了百分之20到每月1160元（$172美元）。此举是旨在安抚不满，但效果不大。

支付给全中国两亿农民工的平均最低工资大约是1500元左右。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潘毅警告说，即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达百分之30，“这还是不够他们在城市里谋生”。潘毅预测，2011年将会发生更激烈的劳资纠纷和罢工。

工资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多，也不会多。在过去两个月，北京应对通胀的措施是收紧信贷和提高利率，从而减缓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的持续动荡，和美国疲弱消费需求，意味着国内的制造业部门正为产能过剩而挣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在十二月警告说“在中国市场上的大多数工业产品都面临产能过剩，因而不可能把上游的通胀转移到下游”。

换言之，制造商无法把较高的成本转化为较高的价格，从而没有余地给工人加薪，而他们的生活水平便为通胀所侵蚀。

在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的虚华辞藻及他们公开表示对普通百姓的困境的关怀背后，是他们日益增长的恐惧，害怕当局与正工人阶级处于在一条相撞的航线上。